特朗普第二任期還不到半年，但已劇烈沖擊甚至毀壞了美國內外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固有根基。這樣一位風格特異，具有前所未有的反常規、反體制沖動的總統的第二任期，其偏離美國對外政策常規的程度遠超過第一任期。在我們這里以往常見也經常失效的“下大棋”假定——美國新任總統對外政策有既定議程和總體規劃，有實施的路徑和步驟，將在執政期間被有條不紊地推進——對特朗普而言更不可靠。
僅根據近期表現很難斷定特朗普對外政策在未來四年的性狀和走勢。特朗普外交具有前所未有的斷裂性、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不可以治國理政的常理度之，不可以美國總統權的慣例推之。但它也存在一個有深刻歷史和社會根源，且將持續存在的機理性因素：特朗普政治的民粹主義基礎、特質和底色。
特朗普政治的成功在于其對以往美國歷史上聲音低弱、認同和聚合程度較低、政治影響力與其人口規模不匹配的群體予以動員、集結和伸張，造成政治沖擊力前所未有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這是特朗普及已經“特朗普化”的共和黨的政治基礎和權力來源。
特朗普與這一龐大基礎人群相互間的反映、呼應和意見強化，是特朗普政治的根本，其中強烈的反“建制派”、反體制、反“深層國家”因素都來源于這個群體的持久態度和訴求。或可預估，今后四年這一群體在對外政策上的態度和意見偏好所產生的政策效應，可能超過特朗普第一任期。從對這一群體的觀察分析出發去分析判斷特朗普外交的特性和走向，是很必要的。
歷史性MAGA群類與美國孤立主義傳統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誰？眾所周知，這個當代群體有比較穩定的社會學和統計學特征：主要由工薪階層及農村居民構成；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平均水平或者處于下層；相對集中在城市外郊、小城鎮和“銹帶”，生活方式長期脫落于經濟全球化和族裔多樣化潮流。地理上，他們遠離沿海大都市，代表“中西部”和“美國腹地”。他們有高度的基督教認同，以白人基督教福音派為核心人群。在文化態度和情感模式上，他們深懷愛國主義和本土主義情感，深懷對前全球化時代的懷舊情緒，強烈排斥都市精英及其文化多元主義價值和世界主義格調。這樣的人群，在對外政策方面有什么樣的態度和意見傾向？
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本文無法充分實證地回答這個問題，但從歷史中尋求一些機理性的東西無疑是有幫助的。當今MAGA人群，在美國歷史上有隱現起伏的諸多前身群類，相互間有歷史源流和意見回響。
19世紀20年代的杰克遜民主時期，主要由小農和勞工組成的“大眾”對抗“貴族統治”，奠定了美國的民粹主義傳統。杰克遜民主黨人珍視州權，拒斥遠方聯邦政府介入地方事務，反對全國性銀行，也反對介入海外戰爭、國際糾紛和國際貿易，偏向以門羅主義方式有限地界定美國國家利益。
19世紀90年代的民粹主義運動與當時的反帝國主義思潮有高度重合，當時經濟上信奉“自我依賴”的農場主反對鐵路和華爾街，把當時正在美國勃興的帝國主義擴張視為富人的游戲，拒絕美國海外擴張和殖民。20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優先主義者”在“美國堡壘”口號下形成全國性強勁組織運動，由查爾斯·林德伯格領導集眾80萬人，反對卷入歐洲戰爭，引導了當時的美國孤立主義思潮，其社會基礎偏重農民和小城鎮工人，也多在“美國腹地”。
冷戰初年，主要聚集在中西部和南部農村地區的藍領工人、小農場主和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成為麥卡錫的支持者，他們懷抱偏執的反共產主義和以本土主義界定的愛國主義，把國務院外交官、“雞蛋頭”和東部精英集團擱在一起作為憎惡的對象，其社會構成、文化偏好和對外意識已十分接近今日的MAGA人群。
20世紀60～70年代支持尼克松的“沉默大多數”相對松散，并無明顯集群，但主體是藍領白人和農場主，在憎惡城市精英和掌握外交政策的“權勢集團”方面相當一致。他們起先支持越南戰爭，后來則厭惡越戰的失敗和所引發的政治紊亂，將其歸咎于掌握外交政策的“一根筋的知識分子”。他們厭惡校園和城市里的反越戰游行，但和后者一樣希望盡快結束越戰，所不同的是他們支持以戰爭升級的手段——只要足夠快和成功——“體面地”退出越戰。他們對反國際共產主義十字軍式的意識形態冷戰觀越來越疏離，尼克松的“外交革命”，背后就有這樣的民意因素。
真不妨把今天被稱為“MAGA”人群的那一部分美國人視為一個歷史性群類。對于這個群類的時代畫像和歷史脈絡，以及隱伏在他們當中的國際意識性狀和對外政策態度，在19世紀末以來的一些不同品類的名著大書中已在不同方面給出。
比如，在《美利堅共和國》一書中，詹姆斯·布萊斯雖無對這一人群的專門造像和集中分析，但在論及“普通美國人”和“西部氣質”時，就多方觸及其反精英、反體制、反國際主義的本色，以及其外交政策無感的特性。社會學家林德夫婦關于“中鎮”的著名社會學研究記錄了小城鎮美國實際而鄉土性的生存方式，那里的居民為工作、教堂、社區所界定，遠方的國際性事務僅在波及自身并被強烈感知到時才引起他們的注意。
外交史家托馬斯·貝利的《街頭巷尾之人》專門探究“普通美國人”的對外政策態度。他們的生活實際而地方化，本著直覺而不是關于事實的知識去判斷；對國際事務毫無興趣，不理解也不信任精英號稱有理智、有規劃性的對外政策和構造國際秩序的對外政策目標。他們相信美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對其道德優越性深信不疑而不加檢視和反思。他們會支持戰爭，但經常是基于受到侵略或者挑釁，而不是基于理念。
約翰·海厄姆的《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1860—1925年美國本土主義的模式》是一部具有情感史內涵的社會史名著，它深入揭示了美國本土主義和“我族中心主義”一再發作的歷史模式和社會根源，認為這一由工人、農民和小城鎮居民構成的群體，因經濟競爭和文化焦慮而孕育出對移民和外來影響的持久敵意，其“多重恐懼”塑造了20世紀20年代的孤立主義高潮。
理查德·霍夫施塔德在兼柔觀念史和社會史的名著《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中，描摹分析了美國教育水平較低之人群中長期、廣泛存在的“反智主義”，即對智識和專業階層的反感和敵視，以及他們的簡單化、為情感和“常識”驅動、經常陷入“偏執狂”的情緒心理特征。霍夫施塔德也論及他們國際觀方面的美國中心、本土主義和反世界主義的強烈傾向。
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揭示美國政治生活中每當出現重大現實困局時“信條激情”的周期性爆發及其政治變革效應，其中并未對平民大眾給予專門的社會學分析，但他深入探究越戰困局引發的對國家安全機器、“帝王式總統權”、國防支出、海外戰爭的反抗的政治文化源流和歷史機理，尤其觸及左右兩翼民粹主義在特定情況下的合流態勢。
拉塞爾·米德則在“杰克遜主義者”標簽之下，對由工人階級和鄉村農場主構成的“民間人群”的對外政策態度偏好做出了細致的刻畫分析，視之為美國對外政策上一種長期存在的智識-社會“流派”。米德指出，他們雖然并不是必然的孤立主義者，而且在美國遭受攻擊和明顯外來敵對時會支持激進軍事政策，但他們與“美國第一”觀念勾連最深，反對“愛擺架子的高等人”不把“我們”放在首位的戰爭、外援和貿易政策。
這些論說中的分析性要素，可以幫助我們生成從杰克遜時代到特朗普時代綿延不絕的一個美國歷史群類的“理想類型”。我們姑且稱他們為“歷史MAGA群類”。他們是這樣的人：生活方式的生計導向和生活空間的有限性，導致他們注重實際和本土偏向，關注切近事物，態度和意見易受直覺和情感驅動，不擅長也不喜歡借助抽象原則與復雜和專門的知識理解世界；對“自由”“自我依賴”和平等價值的習慣性崇奉，加重了他們對精英不信任和不服從的取向；構造“他我之辨”的方式粗疏武斷，對“我們”的界定和認同有高度固定化傾向，宗教、族裔、文化和國家身份等方面的分界感強固；界定美國的國家特性、國家使命和國家利益的方式趨于直接而狹隘；他們的自我組織能力和水平，表達意見的能力和空間，以及參與公共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程度遠遠低于“精英”。
他們是美國的基層和底色，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模式在美國社會文化的長期演化趨勢中經常面臨銷蝕、擠壓和邊緣化，因而表現出持久的反動性和抗拒模式，“反國家”、反精英、反體制、“反智”的確是大致適合他們的標簽。在國際意識和態度方面，他們對海外世界不感興趣，也甚少了解，不容易理解實際運作中的對外政策的目標、機理和過程；他們經常有美國例外論意識，相信美國國際行為的道德純潔性，在想象美國人的世界角色時常有不假思索的“自命正義”傾向。
他們對國內的事容易抱怨，卻不喜歡批評美國的國際角色，喜歡說“不管我的國家對不對”。善惡二元對立是他們自發的思維模式，當提供了直接和明顯的理由時，他們會快速、決然地認定國際敵人，包括此前并不是敵人，甚至是朋友的對象——二戰后的蘇聯就是例子。
孤立主義的挫折-疲累機理
在米德所說的杰克遜傳統中，基層民眾的情緒化愛國主義也是維系美國式尚武精神的主要基礎。美國軍團和全國步槍協會就是這種情況。在20世紀大多數時候，他們對美國戰爭機器的支持超過對福利國家的支持，樂見美國保有強大軍隊和高水平軍事預算。但是他們的戰爭態度也有著復雜的歷史節律和吊詭性質，他們并不是純粹的、必然的軍事主義者和戰爭擁護者。
實際上，在美國，“反軍事主義”的觀念和意見根深蒂固，并且與反國家主義意識相互融匯、相互支撐，MAGA群類也不在其外。歷史上美國反軍事主義的要素是：反對大規模常備軍，偏好民兵傳統；反對持久的戰爭造成過高經濟負擔和傷亡代價；對發動戰爭的文武決策者的動機心存疑慮和陰謀論推斷，對軍人和軍事因素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常懷戒備。
20世紀30年代的奈委員會對“死亡商人”的追罪，冷戰時期對“軍工復合體”的惕怵，都回響至今。他們喜歡看到國際問題被干脆迅速地解決，對戰爭的基本心理經常是徑直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當面前被給出一個敵人時愿意訴諸戰爭對之加以懲罰，容易生發應激性的戰爭熱情。尤其是在戰爭初始階段，希望看到“壞人”被懲罰的劇情，容易相信戰爭會取得確切的勝利。
但是，耐心似乎并不是他們的優點。持久的戰爭疲累會明顯降低他們的戰爭意愿，也會降低參與國際事務的熱情。像一戰后經濟衰退引發的反國際聯盟意見，二戰后出現的“復原”和“帶孩子們回家”的強烈呼聲，都屬于這種模式。二戰的戰爭疲累也與冷戰初期美國政治家和決策者的戰爭戒慎態度和財政保守主義大有關系，被認為較多呼應這種人群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政策選擇很可說明問題。在戰爭遭遇挫折或者勝利前景不佳的情況下，比如在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中，厭戰和反戰情緒會抬升，“不要為我們搞不懂也搞不定的外國麻煩事再費力”的意見會上漲。
挫折導致的國際回退情緒當然不限于歷史MAGA群類，但由于這個群類實際、簡單和易做應激反應的情感特征，他們的這種傾向很可能比其他人群更快、更強、更直接。這種情緒和意見折射或者直接作用在政策選擇和戰略思維中的情況，屢屢見于歷史。朝鮮戰爭中美國防止戰爭擴大和升級并最終尋求停戰，越南戰爭后期趨向于“越南化”和“體面結束”，背后就是這種民意機理。
朝鮮戰爭后美國出現避免在亞洲大陸打地面戰爭的戒懼心理，而越南戰爭的災難性后果更強化了這種意識，甚至使之成為一種軍事戰略禁忌——雖然還夠不上是嚴格的正式原則，但至今未被打破。更公開和明確的表述是“求花錢少而勝，別出去折騰”。這種態度和思維由多次真切而沉痛的歷史教訓得來，其對歷史MAGA群類的作用也許不如左翼和平主義者和智識型孤立主義者，但肯定強于強意識形態導向、偏好宏大戰略且有戰略執念的政策精英，如越南戰爭時期的“出類拔萃之輩”和小布什時期的“火神派”。
國際與國內的麻煩和困局帶來的一個自發趨勢是降低國際目標，減少海外的力量投入和意識形態期許，將資源和政治關注投向國內及經濟目標，這是“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發而質樸、反應性的“現實主義”——在美國政治中一再重復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體力量就是MAGA群類。戰爭和海外介入的過高代價和麻煩，導致對決策者和權力精英階層的指責和歸咎泛起，這也在美國歷史上一再重現，而這與歷史MAGA群類的反智主義、反精英和反國家主義傾向高度相關。
MAGA人群的政策觀點和意見易變，心態和情感則有穩定模式。反國家主義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底色，美國現代政治變革的對象和限定性就在這里，美國“大戰略”的國內制約條件也在這里。MAGA人群的反國家主義與商人的反國家主義不同，不是喻于利的計算偏好，而是一種高度情感性的，在“自我編制的意義之網”中才能予以理解的文化人類學現象。
二戰后美國對外政策基本框架的建立和運作，是通過削弱和扭轉孤立主義，同時克服和制約反國家主義而達成的。而在特朗普時代，孤立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相互連接、共同抬升的歷史態勢又到來了？“一切凝固的東西都化為烏有”？可能大多數歷史不會，而且曾經消散了的，也會重新凝固。
精英衰落了，政治框架變了
二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世界角色認知，可以“自由國際主義”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以高度擴張性的方式界定美國國家利益和國際角色的智識、制度和政治框架。拋開其中別的要素和效應不論，它以高度包容性、綜合性的“國家安全”理念統御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功能和組織設施，逆轉了美國政治議程和政府功能偏向內部的長期格局，將對外政策和國際事務在美國國家生活中的分量和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它也成為一種話語和“布道詞”，用以向美國公眾宣教一種信念，即美國以外的世界的事態對美國的生存和繁榮至關重要，對維系“美國生活方式”和美國的“核心價值”至關重要，以此勸服美國人為“讓民主在世界上獲得安全”做出巨大努力、付出巨大代價。
冷戰時代，尤其是冷戰初期真實的和想象的威脅認知和危機感，被動員和放大了的本土反共主義，抑制著草根美國人中根深蒂固的、直覺式的、情感性的孤立主義，造成他們對美國精英自20世紀以來培育和推進的國際主義目標和議程，以及自二戰開始構建的“國家安全國家”的總體默認。
20世紀30年代以來，已具自由國際主義共識的精英持續推進自由國際主義的“大眾化”和公民教育，以求根本改變美國公眾的國際認知和對外政策態度。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主義和“跨文化理解”的觀念要素在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中擴大，并深深嵌入美國的精英智識生活和高等教育體系之中；大體而言，這些觀念要素也兼容于“自由國際主義”的大框架中。二戰以后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會認為，孤立主義會永久消失，或者至少永久地處于邊緣位置。
然而，出乎大多數人意料和想象的是，特朗普時代到來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大多數人認為他不過是美國歷史常態和潮流的一個戲劇性偏離；我自己就曾說過這大概率是美國人出的一場疹子。但是現在已經清楚了：不是這樣。對美國和外國的觀察者而言，這里面重大的智識教訓應該被記取，對美國的認知中以往凝固了的、習以為常的，經常被當作判斷和預測之前提的想法應該被修正，甚至丟棄。其中之一是，不再把特朗普的基礎看成是美國的邊緣事物，而是美國的關鍵性事實板塊，是底盤和底色，是真正的社會歷史現象和“結構性”因素。
從冷戰初期延續至今的自由國際主義和“國家安全國家”的時代，“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一個基要是：對外政策根本上是個精英活動的領域。從20世紀初開始，與自由國際主義和“新世界主義”的智識潮流相并行的，是在美國社會組織潮流——職業化、管理主義、政府和軍事組織擴張、高等教育大發展，以及大基金會、智庫等精英組織勃興——中發生的對外政策參與者的集結和網絡化態勢。
美國有了半個世紀、大致三個世代的優質對外政策精英：以有國際主義頭腦的沿海商人和律師為核心，加上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外交官，有政策關切和影響力的學院學者、基金會和智庫領導者、全國性新聞人，有政治頭腦和廣泛交往的職業軍人，“美國情報共同體”領導人，等等，形成內部聯結緊致、邊界強固，掌握優質智識資源和社會資本，也有一定封閉性、排斥性的群體，即“權勢集團”。
權勢集團的關鍵政治屬性是，他們崇尚“兩黨合作”準則，極少直接介入選舉政治，其政策行為不直接訴諸民意。他們使得外交和國家安全成為“高層政治”，而將那些由選舉政治和公眾意見所影響的國內事務領域，如社會福利、經濟政策、農業政策、勞工政策等貶為“低層政治”——看這形容詞用的。
這種區分，意味著將基層民眾的影響排除在對外政策之外。基層民眾的知識和思維狀況難以理解和認知外交、國際政治和國家利益這些復雜的東西，外交政策應由精英主導，這種想法和理論一再由權勢集團中人講出，從李普曼開始，到喬治·凱南、迪安·艾奇遜、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漢斯·摩根索，直到亨利·基辛格。冷戰時期影響力大增的現實主義思路，尤其厭棄基層民意對政策理性的干擾和侵害。
然而，曾經人數較少、緊實強固的權勢集團在70年代以后趨于裂解；而且其信譽和影響力因越南戰爭大受折損，他們與軍工復合體、中央情報局、國防部一起，成為反精英批判和陰謀論想象的對象。此時，在對外交政策精英的批判中，激進批判知識分子和左翼民粹主義也加入進來。
一些被認為有權勢集團成員身份的人，如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小亞瑟·史萊辛格、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和羅杰·希爾斯曼等，也加入權勢集團和“帝王式總統權”的批判者行列。這也反映在70年代以后對國家安全機構的“民主監督”和“信息自由”的呼聲和立法措施上。外交政策領域相對隔絕于基層民意——特別是批判性、對抗性民意——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
然而，在其后三十年間，里根終止“緩和”并重新激起右翼冷戰激情，接著是后冷戰時代的勝利論欣快情緒蔓延，緊接著“9·11”事件和反恐戰爭激發出強烈的“國土安全”和國際危機感受。在這些年里，越戰后期以來“歷史性MAGA群體”與對外政策精英的疏離和對抗，似乎沒有進一步加深和明顯化。“國家安全國家”的制度框架得以保留，精英主導對外政策的格局仍得以維持，“權勢集團”有時仍然被用來指涉那些掌握外交政策的人。但是，與冷戰時期的總體成功形成對照的是，后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基本上是連續的過度擴張和巨大失敗。
此“權勢集團”也已非彼“權勢集團”。職業主義自發地產生“職業功利主義”，它讓選舉政治中的政客有了更多的黨派性、極端性和煽動性，也讓外交政策精英有了更多的黨派依附性、意識形態傾向性和投機性，更少老權勢集團人物的紳士氣派、“莊嚴正大”和“內在尊嚴”。美國的“精英衰落”并非只有權勢集團裂解淪落這一端，但這當然是對外政策的民粹主義時代的一個關鍵因素。
MAGA人群的更大力量，孤立主義的更大動量
冷戰后的全球化把一部分美國人帶入財富增長的潮流中，也把另外一大批人沖到這潮流旁的泥沼里。那些生活在“美國腹地”凋敝的“銹帶”和小城鎮的許多基督教白人從來自認為代表“純正的”美國，但如今不僅處在經濟衰敗的困境之中，而且難以認可歷來和他們離心離德的那些人所制定的“政治正確”，對移民和族裔多樣化、文化多元主義和國際化格格不入，成為“故土上的陌生人”，蓄積著哀怨、絕望和憎恨。
精英和普通人、沿海都市和“美國腹地”、智識性人群和低學歷人群的區隔和對立一向存在，如今其間的斷裂線前所未有地深而寬。就社會經濟處境而言最需要福利國家的那些人，成了疏離和反對民主黨自由主義的人，這是一個巨大的美國歷史謎題。我本人對此深為困惑，但相信理解和破解此一謎題的一個基本路向是情感和文化的，而不是利益導向和物質主義的。
目前美國的災難性政治極化狀況，大致可在此大背景中予以粗略理解。從前的歷史性MAGA人群生活空間地方化和相互隔絕，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低弱，影響了他們的政治聲量和力量，“沉默的大多數”之說由此而來。聲稱要代表他們的人——比如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并不比以往的掌權者更多理會他們。如今的社交媒體則賦予他們發聲、集結，匯聚和強化意見的手段，給他們提供查爾斯·蒂利所說的社會運動的手段和“抗爭的戲碼”。
MAGA支持者已不復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有了屬于自己的發聲者。社交媒體X上的意見領袖布塞維茨、波索比克、塔克就是這樣的人。民粹主義、本土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反智主義和反精英主義由此獲得空前強的正相關關系，情緒性的、經常模糊不清的反國家主義獲得更為清晰和強烈的表達和表現形式，即反“深層國家”，獲得空前的政治動量，以至于排擠了共和黨建制派而掌握了“老大黨”。特朗普政治應運而生。
按故例常規，特朗普缺乏運作華盛頓權力機器的經驗、素養和人事基礎，如果治理經驗會教育總統、官僚機構會馴化總統權的機理多少起點作用，則本可期待其第二任期出現一個“更穩定的特朗普”。然而，這并沒有發生，而且很可能在其整個任期都不會發生。他在第二任期伊始，竟然能如此猛烈地推行其政治議程，包括反“覺醒”行政和立法措施、瓦解美國式福利國家，拆解聯邦政府的基本制度設施，出乎大多數人意外。
美國總統權的性狀已根本改變了。深入、準確地理解這種局面，必須要通過巨大的研究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應該更高地估計特朗普政治的民粹主義特質和機理，更充分地認識特朗普政治反映其支持者意見和態度的程度。特朗普個人政治風格特異，但其總統權的“自主性”或許是歷史上最低的。
在美國政治的“正常”情況下，政客贏取選舉政治利益的途徑，是從自己原初的政治和意見立場上回退和妥協，向中間路線移動。美國政治、美國總統權和特朗普都已經脫離這種常態了。特朗普的政治生存和成功取決于順應，以及強化他的支持者的意愿和理念。理解特朗普政治的第一步是去理解他的支持者，而探究這個人群的歷史前身和不斷重復的歷史模式，對此至關重要。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方面，曾經反復上演，如今則前所未有地顯著的歷史模式是：民粹主義——以及與之相融匯的反智、反精英和反國家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并進攜來。上述基于歷史認識的印象式判斷，在筆者對當前民意調查和社交媒體的粗略考察中得到印證和加強。如今，歷史上因“戰爭疲累”和國內困局導致介入海外事務意愿走低的模式已然浮現，并和以往一樣伴隨著經濟民族主義和“反軍事主義”情緒的走高。這在共和黨支持者的近期態度變化中有更顯著的呈現。
2024年4月皮尤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優先目標排序的調查顯示，對國內政策應該占居優先地位的意見壓倒對外政策的優先性；兩黨支持者的對外政策態度呈現差距擴大趨勢，尤其是共和黨人支持烏克蘭的意愿要低于民主黨人。
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2023年10月就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民意后果所做的調查顯示，認為美國應該“積極介入世界事務”的美國人，從2018年的70%以來持續下降至2023年的57%，這是1974年以來的最低記錄；歷史上第一次，共和黨支持者中孤立主義傾向者超過支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者；66%的美國人愿意與其他國家分享領導權，只有22%愿意美國獨占領導權。報告同時斷定，共和黨領導層的“美國優先”觀點已經影響了其支持者對美國海外行為和角色的看法。皮尤在2025年2月的報告顯示，共和黨人和親共和黨人中認為對烏克蘭的支持過多的比例已遠遠高過相反意見。
從社交媒體意見領袖的發聲中得到的信息更加明確和直接，反對“無休止戰爭”，“別在給烏克蘭花大錢”的意見不絕于耳，也得到了頗多支持。在對中國的態度和意見上，MAGA支持者也呈現出明顯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的意見特征。對中國的總體負面態度未有明顯改觀，但從民調走勢和社交媒體意見領袖聲音和追隨者響應情況來看，他們的關切顯然不是“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的固有精英戰略思維模式，而是與“先把美國搞好”“把工作機會拿回美國”的訴求直接相關的貿易保護議題。社交媒體上常見的是“搞關稅，別派部隊”“底特律都爛了，干嗎還去支持臺灣？”“懲罰中國，但不要與它打仗”之類的聲音和意見。
這種模式有沒有、有多大的可持續性，對接下來特朗普對外政策有何種程度的影響，MAGA運動的內部分化呈現何種性狀，以及MAGA與其他群體——尤其是國際化資本和高技術部門——之間會如何競爭和組合，最終會不會塑造出一種足以達成政策和戰略穩定性的共識態勢或者意見氛圍？本文在此不做討論，但可以列出一些導向孤立主義轉向之可能性的相關觀察、判斷和揣測。
第一，從2024年下半年大選時期開始的政治爭議傾斜于國內議題，國際議題的熱度并不高；而且直到目前，特朗普政治激烈反對的敵人在更大程度上指向國內而不是國際，顯示了MAGA反抗性基本的內向特征。萬斯所代表的激烈反歐洲情緒與MAGA運動對國內“覺醒文化”的仇視高度相關——把歐洲視為“覺醒文化”的溫床和美國自由派的同盟，有深刻的文化和情感根源。由此，“西方”作為美國全球戰略基石的存在遭到動搖，似乎已成明顯態勢。
第二，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人事任命高度非常規，嚴重排擠傳統外交政策精英類型人物。特朗普第一任期尚有延攬蒂勒森、馬蒂斯、博爾頓、麥克馬斯特等這種類型的人物；第二任期則大為減少，內閣級職位上目前僅有國務卿盧比奧、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沃爾茲等極少數人有半外交政策精英屬性。大體而言，這個團隊由MAGA效忠派主導，有極強的民粹主義、個人忠誠和黨派政治屬性，也有中等強度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取向。這種政策班底會有下一盤“體系性對抗”大棋的意愿和頭腦嗎？即便有意愿，能力也夠嗆。
第三，目前一些重大對外政策舉動，如對俄烏戰爭的“和平”倡議，對盟友更多承擔國防負擔的施壓，萬斯對歐洲長期政治路線的公開批評，凍結對外經濟援助并啟動拆解美國國際開發署以及美國國際媒體署等，有著強烈的孤立主義意味和效應。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提高關稅政策針對所有被視為“不公正貿易”的國家動用“經濟武器”，不僅包括中國，還涵蓋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這一特征更符合經濟民族主義的邏輯，而非單純的地緣政治驅動的行為。至于涉及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加拿大的領土擴張動議和言論，可以說它偏離孤立主義而有狂亂的帝國主義氣息，但似乎更多的是情緒沖動的迸發，沒有也無望獲得實際政策行動安排。
第四，在長久的反國家主義執拗和反“深層國家”沖動下，拆毀福利國家和“國家安全國家”的基礎組織設施的工程目前已然啟動，尚不知將伊于胡底。但民粹主義對外政策觀念，以及馬斯克式狹隘技術主義的“政府效率”觀念，對體系性制度和組織的重要意義的無感和反感，則是顯著而穩定的，這正如MAGA人群對國際制度安排和聯盟體系的重要性的無感和無知。無論如何，萎縮、崩解的“國家安全國家”制度設施以及紊亂的政策程序，將損害美國實施任何“體系性對抗”的能力和意愿，進而有可能加重對外政策的孤立主義傾向，雖然程度尚且不好判斷。
第五，美國一向有雖然處于邊緣地帶，但也不絕如縷的左翼和平主義和智識型孤立主義的思想脈絡。在目前動蕩局面下，其在外交政策辯論中的作用及其在孤立主義趨向中的地位消長，值得密切觀察。在主流或接近主流的政策和戰略思維中，承認均勢，保持戰略謹慎，更現實地看待“權力轉移”、適時收縮國際目標、防止“過度擴張”、做出必要的外交妥協、高度重視管控危機的思想因素一直存在。有人已經或明確或含蓄地提出“體面的衰退”或有設計的收縮戰略，類似戰略思路和政策主張未來走勢和影響如何，尤其值得注意和跟蹤觀察。如果說，在以往自由國際主義框架之中，“全球領導權”是政治正確，放棄領導權是離經叛道，國際上的退縮和“軟弱”是罪過，這種思路下的話很可能不敢大聲說出；那么，在MAGA所促成的變動中的意見氛圍里，“現實主義”的推論是不是會獲得更大空間、更大聲量？
結語
孤立主義的上漲趨勢會最終導致主動的戰略收縮和“體面衰落”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占上風嗎？本文無力、也不愿做出任何長期或者短期的預測。“孤立主義”和“全球主義”是個兩極光譜，政策不會在其中任何一個極端上停下來。筆者相信，未來不是單由歷史“趨勢”所注定的，而且“趨勢”從來不止一個。當前美國和世界的亂象，就是多種趨勢激烈競爭而沒有達成動態平衡的狀態。“未來”永遠寓于歷史性趨勢、結構性因素、情境性因素，以及高度活躍、變動不居的個人因素和“事件”劇情所共同構成的“或然性因素的湊合”之中。不過可以肯定，對美國而言，中國將是最重要的外來影響因素。而在中國對將何以處之、何所為之的考慮中，一個空前重要的認知領域就是MAGA人群及其歷史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