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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北京人的朋友圈，都被南城的“菜古里”刷屏了。從地鐵4號線菜市口站，順著地下通道走出，來到一處三層的環形露天街區。翻新的四合院建筑里，青磚黛瓦和藝術雕塑和諧共處。這個酷似三里屯“太古里”的街區中，不少人正在“大吉巷”的logo前打卡拍照，奶茶店、服裝店里也擠滿了人。眼前的畫面讓人不禁感嘆：這還是南城嗎？從大吉巷到爛縵胡同，再到法源寺、牛街……人們熟悉的北京“菜市口”，如今搖身一變為時尚街區，也為城市增添了一條有趣的city walk路線。兼具悠久歷史和現代氣息的北京，從不缺少city walk的好去處，鼓樓、前門、雍和宮……都是能一邊感受古建筑，一邊享受城市街頭氛圍的熱門打卡地。相比之下，“南城”似乎一直是個被低估的區域。這里是很多“老北京”的居住地，大致在長安街以南、二環以內的范圍內。南城并不缺少歷史文化和生活氣息，但在人們的印象中，這里似乎總是個有點不夠“洋氣”的老城區。這還要從它的歷史說起。明朝起，北京城重心南移，南城商業興起，成為一片繁華富庶的地方。清朝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實行“旗民分治”政策，漢族人只能住在外城，因此北城成為了“滿城”，而南城成為了“漢城”，這也讓南城似乎成為了當時的“平民區域”。而除了居住在此的漢族人，從各地進京趕考、經商、等待任命官職的外地人，也慢慢聚集在前門、崇文門、宣武門等商業繁華地區。為了方便住宿、接待，這一片地方會館林立，算得上是當時的“北漂聚集地”。比如林海音《城南舊事》中的“惠安館”，就是福建惠安的會館。借著商業、服務業的繁榮，一些商鋪如同仁堂、全聚德、六必居也逐漸打響名號，并成為了后來有名的“老字號”。因為有著平民生活的氛圍，當時，民間流傳的說法是，“北城是達官顯貴的城，南城是老百姓的城”。到了民國時期，科舉制度取消，會館亦逐漸沒落，南城的娛樂、商業似乎都逐漸減少。基礎建設和服務業都受到當時政治局面的影響，南城也自然沉寂下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幾十年內，首都的開發和建設也大多集中在北邊。南城因其人口密度大、改造難度大等原因，未能像其他城區一樣出現大變化。一些南城人也會自嘲“缺少現代感和時髦的氣息”。而近期煥然一新的大吉巷，終于讓不少本地人驚呼：“南城也是時髦起來了”。大吉巷是一條古巷，位于西城區騾馬市大街。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明代屬宣南坊，稱“打劫巷”。清代改為了“大街巷”，清末出于文雅的考慮，改為“大吉巷”。后來，又被分成了南、北大吉巷。2016年起，這里開始了拆遷，不久前剛剛改造完成。新的大吉巷成為了商業和古跡結合的街區。其整體的設計為三層的環形下沉式，一些胡同經過了翻新，原本的四合院被部分保留，同時也多了不少商鋪入駐。因為形態和氣質看起來很像三里屯的“太古里”，社交媒體上，人們稱它為“南里屯”“菜古里”。原本坐落在此的康有為故居和李大釗、陳獨秀創辦的《每周評論》報社舊址，被改造為博物館。走進康有為故居的院子，是一間四合院風格的咖啡店。其他幾間房則是藝術展廳，展出書畫作品、歷史文物，也講述康有為的生平事跡。坐在四合院里喝著咖啡，歷史和現代的氣息能同時被感受到。逛完大吉巷，穿過菜市口大街往西走，南二環里的一片胡同區域，是這次“菜市口city walk”的下一站。不得不說，位于北京南城的“菜市口”，一直都是地標性的存在。它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清代北京的法定刑場。自明代起，這里便是處決犯人的場所，影視劇里常出現的“推到菜市口砍頭”，讓全國人民都對此名稱印象深刻。而成為古時的“砍頭專用地點”，自然是因為菜市口的“鬧市”屬性。“菜市口”，顧名思義就是賣菜的地方。明代開始，這里就是北京最大的蔬菜批發市場之一，也是商業聚集地。在南城，菜市口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位于宣武門外大街和廣安門內大街的交會處，向北可入宣武門，向東直行是正陽門。因此，清代時，這里是集散貨物、分流交通的重要區域。前文提到的各個地方會館，不少都集中在菜市口一帶。如魯迅在1912年遷至北京后，就住在位于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狂人日記》在這里誕生，而那篇著名的《藥》，也和菜市口刑場的場景息息相關。近些年，對菜市口的改造和保護長期持續進行著。菜市口東北角曾經的法場，如今是南城大爺大媽們傍晚跳舞遛彎的地方。交錯的胡同里，老北京人的生活在繼續，同時，一些文藝小店也相繼入駐。菜市口大街以西，南半截胡同、爛縵胡同、西磚胡同等都很值得一逛。胡同里有坐著乘涼的大爺大媽，而藏在胡同里的咖啡店、手工藝品店、西餐廳里則是來打卡游玩的年輕人。爛縵胡同盡頭的宣南書店，每天更是坐滿了看書喝茶的人。而順著胡同繼續往西走，就來到知名的法源寺。它藏在一片居民區的中間，有著未經商業化浸染的質樸感。法源寺始建于唐代，是一座千年古剎，也是今天的中國佛學院所在地。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為哀悼北征遼東的陣亡將士，詔令在此立寺紀念，一直到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才完工，當時它被命名為“憫忠寺”。此后，法源寺幾經更名，直到雍正最終將它定名為“法源寺”。這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名剎，先后見證了安史之亂、靖康之難、戊戌變法等變遷。因此，民間也有著“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國史”的說法。法源寺里有很多丁香花，據說這些丁香最早種植于明代。每到春季，寺廟里的丁香盛開，法源寺會舉辦一年一度的“丁香詩會”，它也是老北京的幾大著名花事之一。1924年，詩會還邀請了印度詩人泰戈爾，與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一起在寺廟中賞丁香。逛完了法源寺，再往西走就是北京著名的美食街“牛街”。這里也算得上南城最有煙火氣的地方之一。它曾經叫“榴街”，因為一處石榴園而得名。后來，因為諧音，干脆變成了“牛街”。自宋代始，這里就以回族聚居而聞名。不僅有知名的“牛街禮拜寺”，許多建筑也都是伊斯蘭風格的穹頂。而牛街的清真美食自然不必多說：老字號的白記年糕，可以吃到炸糕、驢打滾等北京小吃；聚寶源總店，必去品嘗的是涮肉和爆肚粉；洪記包子則是老回民口味的牛肉、羊肉包子；還有電烤串、燒餅、奶皮子酸奶……甭管在菜市口walk了多久，到了牛街保證能滿血復活。而南城菜市口，這片踩在歷史軌道上的絕佳city walk區域，或許比你想象中還要全面。菜市口city walk tips1、從地鐵菜市口站C口出，就能直接從B2進入大吉巷的商業區。可以拍到大吉巷全貌的打卡地點在B1層中間。2、從大吉巷到胡同區域可以走西門，上天橋過馬路后，從南半截胡同北端進入，走蛇形路線可以不錯過每一條胡同，最后從七井胡同進入法源寺。3、七井胡同是一條“T”型胡同，有一棵很大的紫藤樹，春季開花時非常美麗。南半截胡同相較于隔壁的爛漫胡同更不網紅。胡同里的紹興會館不對外開放，但可以在門口拍照。旁邊有一家今年新開的社區咖啡店，味道很驚艷。4、牛街很多商鋪都會使用的“牛街大綠包”的說法，指的不是背包，而是牛街南橫西街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因為其以綠色圓頂的伊斯蘭建筑風格而被附近居民如此稱呼。5、從菜市口地鐵站E口出，就是著名的大爺大媽街頭蹦迪的位置，夜幕之中活力滿滿，感染力十足。

大家好，歡迎來到「簡單心理Weekly」欄目在本期Weekly，你可以看到：?男人愛得更快，女人愛得更深？?AI的情商比人類更高?人類戀人的危機?母親的童年創傷會影響女兒的一生01、為什么男人更快說「我愛你」？你如果聽過《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這本書，那大概年紀已經不小了。這本出版于20年前的書的主要觀點是——男人和女人對愛情、婚姻、關系的理解完全不同。最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專注于探索了男人和女人在「墜入愛河」這件事上的差異，并嘗試從進化和繁殖的角度對這些性別差異進行解釋。具體來說，「墜入愛河」指的是產生浪漫愛情或者激情之愛，伴隨著強烈的情感體驗與激情，是建立和維持長期浪漫關系的前提。「墜入愛河」并不等于確定關系，人們可以在確定戀愛關系前就「墜入愛河」，但更常見的情況是人們在確定關系后才真正「墜入愛河」。來自33個不同國家的808名處于戀愛初期（前兩年）的18至25歲的青年參與了該項研究。結果表明：?男性報告的「墜入愛河」次數顯著多于女性；?男性比女性更快「墜入愛河」，女性平均在確定關系1.92個月后真正「墜入愛河」，而男性為0.98個月；?約30%的男性會在確定關系前表達愛意，女性則為20%；?女性在浪漫愛情量表上的得分顯著更高，并且表現出更多強迫性思維（在清醒狀態下想到自己的愛人）和情感投入；《心動的信號》研究者認為這種差異可能源于人類祖先所面臨的進化壓力。男性因生殖成本較低，傾向于通過多次戀愛和快速承諾擴大交配機會。而女性的生育周期長，生育風險高，因此需要通過高強度情感投入篩選長期伴侶，以確保生育過程中的關系與資源穩定。為了緩解女性在這方面的擔憂，男性會使用「表達愛意」這一行為作為「誠實信號」，傳遞長期承諾意圖，因此男性比女性更早表達愛意。女性更多的強迫性思維和情感投入水平則可能與其監控伴侶忠誠度、維系長期關系的適應性需求相關。后續分析發現，性別不平等與戀愛次數、浪漫愛情的強度、強迫行為與承諾行為呈正相關，即在性別平等程度高的國家，人們「墜入愛河」的表現可能更平淡。研究者表示，這可能是拓展人們對愛情理解的新方向。02、AI的情商比人類更高日內瓦大學的研究者用通常為人類設計的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評估方法，對包括ChatGPT在內的六種生成式AI進行了測試。他們發現這些AI的情商表現顯著優于人類平均水平。情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識別、理解、表達和回應情緒方面的能力，情商高的人往往能在不同生活領域取得較好的成果，在人際關系中更溫和、更有能力。研究者選擇了在研究和企業環境中常用的情緒理解情境測試，日內瓦情緒能力測試等五種情商測試。這些測試虛構了一系列會帶來情緒壓力的場景，旨在評估人們在緊張環境下理解、調節和管理情緒的能力。例如：邁克爾的一個同事竊取了他的創意，并且靠這個創意拿到了獎勵，此時邁克爾最有效的反應是什么？a)與該同事爭論b)向他的上級反映情況c)暗地里怨恨同事d)竊取該同事的創意在該情境下，選項b被認為是最合適的。與此同時，人類參與者也進行了相同的測試，最終，AI的分數顯著更高——AI選擇正確的概率為81%，而人類只有56%。隨后，研究者嘗試用AI編寫情商測試，并邀請400多名參與者使用了測試，結果表明AI編寫的測試問卷在難度、清晰度、信效度等方面均表現良好。《我，機器人》某些觀點認為這只能反映出AI「做卷子」的能力，但研究者認為該研究結果表明AI不僅理解情緒，還理解什么是情緒智能的行為。并且，由于情緒、疲勞、個人偏好或競爭需求等因素，人類在情緒化情境中并不總能表現出最佳狀態，而AI在完成相關任務時則具備超過人類的穩定性。雖然有關AI是否能產生真正情感的辯論很重要，但一個更根本和務實的問題是，AI能在多大程度上推理人類情緒的起因、影響，以及人類如何調節情緒。這種推理能力有時也被稱為「認知共情」，這是AI在醫療保健、教育、客戶服務和其他充滿情感的互動中被視為具有情感智能或共情能力的前提條件。03、人類戀人的危機正在到來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1990~2010年生人）的生活中，一種新的情感投射模式正在蔓延——人們通過動漫、小說、直播、游戲等各種渠道將自己有關愛情、關系和性的想象與某些非傳統形象聯系起來，動漫角色、虛擬偶像、虛擬主播正在成為新一代情感投射的對象，而在傳統觀念中，這個對象往往是活生生的人。這些文化產品將人們帶入一個個超現實的世界，在那里，戀人要么永生不死，要么擁有心靈感應，要么能夠給予史詩般、全心投入的愛情，要么能滿足各種各樣的性需求。在這些世界里，情感和肉體的投入都被提升到了現實無法企及的程度，因此也帶來了遠超現實的愉悅體驗。在這些超越現實的空間里，你可以成為任何人，愛任何人，做任何事，可以在幾乎沒有風險或羞恥的情況下探索欲望，每一種需求都能確保被滿足。《暮光之城》在虛擬世界探索欲望和想象邊界的結果是——現實中的約會越來越少。大量虛構的浪漫愛情會塑造了人們的期望，理想化的、魔幻的愛情故事為現實生活中的愛情設置了無法到達的標準，這使得普通關系顯得異常乏味無趣。如果說幻想題材已經把標準定得高不可攀，那么科技正在進一步將標準提高至無法企及。人工智能戀人、沉浸式VR設備以及各種各樣的性玩具不僅讓幻想故事無限接近現實，它們的存在和設計甚至就是為了超越現實。這些技術讓催生出整個虛擬世界的想象力本身都顯得無足輕重，人們得到真實的觸感，即時的響應，并且能夠掌控親密體驗的每一個細節。無論是通過幻想還是借助科技，我們越是追逐超乎常人的激情，就越是可能失去對真實事物的渴望。這是一種悖論：這些創新賦予我們想象、探索和創造新型聯結的能力，但它們也讓我們對真實親密關系所帶來的那些不完美、不可預測且充滿人性化的體驗感到不滿足。《銀翼殺手2049》當然，這種影響絕不是單向的，我們也絕非在譴責向虛擬世界投射情感的行為，因為即使不考慮與虛擬世界的對比，現實同樣會令人失望。人類戀人的危機并不是現實與虛擬的沖突，它反映的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的面對自身欲望的脆弱與不安。我們在未來面臨的挑戰是找到平衡：既能享受幻想的刺激和技術的便利，又不失對真實人類關系的感知與欣賞。愛人，以及被另一個不完美、非凡的人類所愛，是一種無可比擬的獨特滿足。04、母親的童年創傷會影響女兒的一生不良童年經歷（ACEs）指個體18歲前遭受的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或忽視，在全球范圍內非常普遍，平均患病率在12.7%至26.7%之間。不良童年經歷與一系列從成年早期持續到中晚年的不良身心后果有關。近期，浙江大學研究團隊發表于《柳葉刀》子刊上的一項研究表明，不良童年經歷可能在女性代際之間存在「遺傳」。來自浙江大學的研究者對1931對母女進行了研究，主要評估了母親與子代的不良童年經歷以及子代圍產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1931對母女中，367名母親（19%）和271名子代（14%）報告了不良童年經歷。母親報告最多的是身體忽視（13.4%），具體表現為物質生活匱乏，遭受身體暴力或者擔心遭受身體暴力，子代報告最多的是情緒忽視（7.7%）。不良童年經歷在母親與子代之間存在顯著代際關聯。具體來說，如果母親在童年時遭受過情感虐待或身體虐待，那么子代遭遇相同經歷的風險會增加10倍以上，情感和身體忽視所造成的風險增加在3~5倍左右。母親的不良童年經歷還會使子代在圍產期面對更大的心理健康風險。《媽媽！》后續分析還發現，子女的童年創傷在母親與子女心理健康之間起中介作用，即使排除孕期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子代，女性子代的童年創傷經歷也介導了母親童年創傷經歷與子代圍產期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這意味著這種代際遺傳并非不可打破，通過關注敏感窗口期來打破童年創傷經歷的代際循環，可以降低成年女性子代患精神疾病的風險。減少女性的不良童年經歷有助于在幾代人中顯著改善心理健康，最終減輕精神疾病帶來的長期社會負擔。針對母親和其子女的早期和綜合家庭干預對于防止不良童年經歷和精神疾病的持續至關重要。本期的weekly就到這里，希望你又收獲了一些有趣的心理學知識。我們下期再見這個欄目致力于為廣大的泛心理學愛好者提供前沿、專業、有趣的心理學研究解讀，并時不時搜集一些「如何把日子過好」的靈感。

右玉，因“走西口”而聞名的小城，最近在社交網絡上火了起來。這一次出圈，是因為誕生在這里的藝術“覺醒”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繪畫、攝影愛好者從千里之外趕到這座位于山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邊塞小城，尋找創作素材。在這個AI能夠以假亂真的時代，頗有些朝圣意味，當然，他們所仰慕的，是對自然和美的超越。著名油畫藝術家白羽平是右玉人，早年他便以畫自己的家鄉而聞名，被后來的年輕藝術家們所推崇。于是，漸漸有了一些前往右玉寫生的畫家。銘靜藝術工作室的畫家小剛，和大多數來右玉創作的人一樣，也喜歡在野外原生態的地方寫生。他說自己來到右玉，就像走進了“楓丹白露森林”，仿佛置身在巴比松畫派的風景畫中一樣。以塬、梁、峁為代表的黃土地貌是底色，加上野生的植被和人造林海，無論在什么季節，右玉的美，都能被這些敏銳的藝術家捕捉到。一場關于生存的豪賭在此之前，人們聽說右玉的故事，是另外一個版本：它曾是中國版圖上最荒涼的坐標之一，毛烏素沙漠的風裹挾著黃沙，年復一年地沖刷著這片土地。1949年，右玉的森林覆蓋率不足0.3%，土地沙化面積達76%，“十山九禿頭，洪水遍地流；風起黃沙飛，雨落洪成災”這句民謠，道盡了這里的絕望。一個是黃沙漫天，一個是楓丹白露，這兩個版本的右玉，怎么看都不像在說同一個地方。只不過任誰都沒想到的是，右玉從曾經的“不毛之地”到現在的“歐洲風情”，中間有無數個有關“右玉精神”的故事。2018年，由吳子牛執導的電視劇《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講述了自1949年以來，右玉歷屆縣委、縣政府帶領當地人植樹造林、改造生態環境的故事。右玉的縣委書記都是“樹書記”，種樹是這片土地上的頭等大事。2022年，這些故事又被打造成話劇《右玉》，最終在中國國家話劇院亮相，那被種下的一棵棵“小老楊”，漸漸為更多人所知。右玉自媒體人“空白哥”，一直以來都在為推廣自己的家鄉制作短視頻。從小在這里喝著蒼頭河水長大的他，聽得最多的也是右玉老一輩人“種樹”的故事。據他介紹，“種樹”在右玉曾是比“養活孩子還要難”的事。“黃沙洼，這片右玉最大的風口，是右玉人最早的戰場。”空白哥說，過去村民們用“穿靴、戴帽、扎腰帶、貼封條”的土辦法對抗流動沙丘——在沙丘底部種護岸林，頂部用結繩壓條固定，半坡造防風帶，在溝壑間進行密集補植。老一輩的人，用頭挖坑，以窩窩頭充饑，種下的樹苗死了，他們就再種。在右玉，樹是信仰，也是血脈。在以往的媒體報道中，我們能看到的“右玉故事”不可勝數。比如九旬老人曹國權從1949年自己年輕時分到土地起，便將種樹視為生命的意義：“這些樹就是我的兒子。”云南姑娘余曉蘭遠嫁右玉，用20年將荒灘變成綠洲，她從“云南妹子”熬成“塞北婆姨”，成為勞模。從生存到詩意棲居，綠洲催生的新經濟從“哪里能栽哪里栽”到“漫山遍野綠起來”，右玉人用70余年種下1.4億棵樹，右玉的森林覆蓋率躍升至56%，從“不毛之地”變成了“塞上綠洲”。樹，成了右玉的“立身之本”，直到今天依然沒有變。據了解，右玉從植樹造林到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為全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美麗”資本。樹改變了右玉的“呼吸”，曾經的“十年九旱”被豐沛的雨水替代，馬頭山的野生動物回來了，生態養殖、雜糧種植讓村民的年收入都增多了。今天的右玉，是山西第一個生態文化旅游開發區，殺虎口古堡的蒼涼與南山森林公園的蔥郁交織，秋日的層林盡染和春夏的綠海，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來此，生態旅游成為了新的“金飯碗”。如今，綠色產業更重塑了右玉的經濟版圖：1.8萬畝人工沙棘林、46萬畝小雜糧、4.2萬畝多樣化種植、90萬只羊和100多家專業養殖園區，構建了完整的生態產業鏈。老林業技術員王德功說：“右玉人呼吸的是新鮮空氣，喝的是自來水，吃的是鹽煎羊肉，幸福指數很高。”苗木大戶劉玉才的樟子松苗圃年利潤達300萬元，他說：“樹能活，人就能活；樹能富，人就能富。”改善自然環境、為人類添福祉的故事到處都是，但不可否認，右玉的故事仍然是一部關于信念的史詩。它證明了當人類以謙卑之心與自然對話，荒漠亦可重生為綠洲。如今的右玉，每一棵樹都帶著歷史的年輪，記錄了歷任縣委書記的鐵鍬、九旬老漢的執念、云南女子的青春，以及一座小城從“活下去”到“活出美”的蛻變。曾經的“鬼城”，如今成了詩意的棲居地。初春的殺虎口，沉默了千年的古城墻與遠處的人造林海構成一幅超現實圖景，仿佛歷史與自然在此和解。“塞上綠洲”的藝術覺醒當生存不再是問題，美便悄然生長。右玉的四季色彩——春的嫩綠、夏的蒼翠、秋的斑斕、冬的素白——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畫家。中國油畫界的“右玉寫生熱”由此誕生，藝術家在此捕捉光影與生命的對話。在山東藝術學院任教的溫興興，2023年8月和朋友一起自駕來到右玉。溫興興曾聽說這里好幾代人為了和自然抗爭，種出了一片綠洲，當自己親眼看到后，果然很難不感慨于人類對自然的改造。當季風吹過野生的樟子松和云杉，云縫中的陽光像舞臺燈一樣灑在丘陵上。溫興興精心挑選了一處開闊的地方，畫下自己看到沙棘林那一瞬間的心情，這也是一個當代青年藝術家對自然與藝術的遠望和思考。“人類需要一個宜居的環境和生態才能生存下去，而這里的改造從無到有，通過一筆一畫勾勒，創造出萬物的形態、神態和顏色，仿佛在畫紙上也造出另外一個‘右玉’。”溫興興說，這個右玉存在于自己的審美想象中，并且它不同于AI的藝術加工，是一種“事在人為”的真實質感。外面的世界風云變幻，右玉的風景是沉默的，好在藝術家們偏愛這種空曠和沉默，在這個充滿喧囂的時代語境下，把事物還給了事物，把樹還給了樹。

經常在蘇州、杭州、上海三地生活，我發現三座城市有一項共同的美食——“面條”。雖然味道形色各異，但一碗碗熱氣騰騰的面條里，似乎還藏著挺大學問。當我像偵探一樣對蘇式面、杭州面進行溯源后發現兩個疑問：疑問1：三座江南中心的城市都吃面條，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為什么？因為我們江南地區多產水稻，但面條卻是小麥軋成面粉制成。照理說“南稻北麥”，那么江南地區不是更應該吃米線、米粉嗎？疑問2：都是面條，但蘇式面、杭州面、上海面有很大不同。上海的面是“海派特色”，包羅萬象，很難說出是什么地方風味。但蘇杭都屬江南，地理、氣候、人文相近，但蘇式面卻和杭州面迥異，面條之間的差異遠大于蘇幫菜和杭幫菜的差異。這又是為什么呢？考證（多吃）下來，一碗普通的面條里還隱含著經濟、歷史的變遷密碼。我不是專家學者，只是愛吃愛琢磨，和大家說道一二。杭州面館——浙江面面觀作為一個蘇州人，十五年前我剛到杭州，非常不習慣杭州面。彼時，我工作附近有一家杭州當地赫赫有名的面館——松木場面館。這家招牌面是各色拌川，以現炒澆頭和筋道面條相拌。一開始我覺得這面又粗又硬，不好吃。和我們“蘇式的‘龍須面’”很不一樣。也不止我，蘇州朋友到杭州旅游，都說杭州什么都好，就是面不好吃，不能和蘇式面比。但在杭州生活久了，我越來越喜歡杭州的面館，它們不是單一的“杭州面”，而是豐富的“浙江面”。浙北有桐鄉羊肉面、杭州拌川片兒川、浙東有寧波黃魚面、舟山海鮮面、浙南有溫州米粉面、浙中有金華手搟面、諸暨次塢打面，幾乎每座地方城市都有代表的面條，并且風味各異，橫亙山海。以杭州為例，杭州面食的特色是拌川和片兒川，前者講干拌入味，后者講究湯頭鮮美。其中，我偏愛拌川。拌川用堿水面，十分筋道，強調現點現炒的“鍋氣”——面條與高溫快炒的澆頭充分拌勻，澆頭非常豐富，有豬肝、腰花、蝦爆鱔、牛蛙等，分量也扎實。蘇州人喜歡早上一碗面，但在杭州，很少早上吃面，因為料太足，早上根本吃不下。為什么蘇州人不喜歡杭州面呢？我后來研究了一下，發現杭州很多面館擅用“堿水面”——面條偏粗且硬，和細軟的蘇式水面不一樣。我也是很長時間才喜歡上“堿水面”，其中個人最喜歡蘭溪手搟面和諸暨次塢打面。這都是曾在浙江金華、紹興出差途中偶遇的當地小面館，一般是夫妻老婆店，現場手工打制面條，面條韌性十足，湯頭雖然簡單多是雪菜、筍片、肉絲，配以骨頭高湯，一種質樸的滿足感充盈口腔，確實非機軋的面條所能比。很喜歡杭州的面館，在杭州這座崇尚華麗的城市里，面條有難能可貴的質樸，從寧波舟山的海鮮面到金華山頭的手工打面，在那些路邊街巷不起眼的小店里，最自然、原始的山海風味向人襲來。天目山的鮮筍、舟山寧波的東海小鮮、金華火腿、紹興醬貨臘腸肉，一碗面可以藏著一座微型浙江，各地的底料單看都很平常普通，但一組合就鮮美無比。蘇州面館——精致的士紳文化和杭州的華麗相比，蘇州城市倒是典雅樸素。但蘇州總是不聲不響，在精微之處，流露驚艷。蘇式面是蘇州人最日常的早餐。吃“早面”是因為蘇式面“重湯輕面”，和夯實的杭州面很不同。杭州的朋友也說不喜歡蘇式面，說口感偏甜、面條吃不飽。一個是當早飯點心，一個是作中晚正餐，兩個城市對面條有不一樣的態度，倒也很有趣。陸文夫筆下的蘇州“美食家”朱自冶每天早起只為一份頭湯面——“千碗面，一鍋湯。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話，那面湯就糊了，下出來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湯氣”。書里的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湯氣的面，他會整天精神不振，總覺得有點什么事兒不如意，所以他必須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趕上吃頭湯面。現在很多外地朋友都趕著來蘇州吃面，還問我懂不懂什么叫“鯉魚背”，他們點面也很專業，要“寬湯，重青，重澆，過橋”。說來慚愧，這些術語我并不懂，也吃不出很大區別。蘇式面的湯底要比浙江豐富不少。有豬骨、鱔骨、雞架、魚肉，甚至會輔以螺螄長時間熬制。蘇式面最有名的是“紅湯”，帶有甜鮮味。在杭州，可以說“一地一面”，但每一地只有一兩種品類。但蘇式面卻品類豐富，變化多元，且非常講究時令性，面條和節氣都相應匹配。蘇州人的立夏從一碗“楓鎮大肉面”開始，到了端午，太湖的湖蝦開始抱卵，這是三蝦面上市的季節。而秋季有蟹黃的“禿黃油面”，冬天則是熱氣騰騰的羊肉面。“不時不食”的蘇幫菜精髓，也同樣在蘇式面中。人們對四季的感知，就是從早餐的面條開始。但“三蝦面”這種昂貴隆重食材的面，不太是蘇州本地人的選擇。蘇州人飲食很簡樸。我個人更喜歡“素澆面”，能把素菜澆頭，用香菇、筍片、面筋做成好吃、干干凈凈的一碗面，在全國也不多。浙江一碗面是全省食材的組合。但蘇州的面都是就地取材，太湖的蝦、陽澄湖的蟹，自給自足，據說明代的面館流行各色鮮魚面，春刀魚、夏鱔絲、秋蟹糊、冬爆魚，四季有別，且充滿吳地風味。因為絲綢制造業的興起，蘇州成為江南中心，各地客商也匯聚蘇州，面條、澆頭都有了進一步發展，到清代更是創立了不少老字號，松鶴樓創立于乾隆年間，以夏季供應鹵鴨面聞名。時至今日，蘇州面館也不斷精致化，不僅吃面，還有高級裝修和蘇州評彈。這種面館和茶館的組合，也成為蘇州面館的一大特色。很多上海朋友都因“一碗面”特地來蘇州度周末，蘇州的面館就像“廣東早茶”，已經成為日常的社交場景，再現了江南舊時生活的松弛感。上海面館——五湖四海拿來主義回到上海后，一人就餐也多是去面館。上海面館除了蘇式面、浙江面外，還有五湖四海各地的面。武漢熱干面、重慶小面、四川擔擔面，統統在這里落地生根、改良變種，也說不清楚哪碗才是“上海面”。上海有一項本領，就是什么地方美食到上海后，都會有本地化改良，味道似乎也更好了。我2007-2009年在上海長寧區工作，每天必吃一碗桂林米粉，最吸引我的是店中的酸筍，此店家的酸筍與豆豉、辣椒爆香，有一股“鑊氣”，口感酸甜且一點也不臭。為了這碗酸筍米粉，我還特地去廣西旅游，但嘗遍街頭巷尾，卻遠不如上海這家好吃。因為廣西本地米粉大多細軟，當地的酸筍也很難聞，口感很怪，難以下咽。想必這家小店來上海后做了改良，讓米粉有了面條的勁道和韌性，讓酸筍去掉了臭味。但近些年在上海吃面卻有了不一樣的心境。選擇吃面僅僅是因為速度、效率和經濟。那種在蘇州慢悠悠早起吃一碗面，在杭州街巷中無意行走，發現一家面館嘗鮮，心情完全不一樣了。在上海已經失去了發現美食的能力和感受美食的心情，往往手機搜索，直奔主題，團購下單。上海從不缺美食，只是我等牛馬，行色匆匆，食而不知其味。我越來越理解為什么上海的朋友，喜歡來蘇州度周末。我自己也是帶著孩子周五沖刺一樣逃離上海回蘇州，周日晚上再回來，再期待下一次回蘇州家里。城市越大、越高效，人們生活也會越發同質化、標準化。令人日漸失去生命的“感知力”。這種能力沒什么用，不過能提升幸福感，提高心情免疫力，抵抗抑郁、焦慮等“心理疾病”。感知力需要在西湖的山水、蘇州古城的巷肆中再度恢復，在自然松弛的慢時光里，讓生命重回飽滿。一碗面里的“江南城市化”最后回到我開頭提到的兩點“小疑問”，我查了一些書籍資料對江南面條的歷史淵源，發現了一些脈絡（僅限個人觀點）：自古中國糧食的格局是——“南稻北麥”。“自南宋定都杭州臨安，小麥在江南開始廣泛種植。初夏的田野中，山坡丘陵上的冬小麥已經金黃，山下洼地里的水稻綠油油一片。聰明的農民用苗床育秧技術延遲了水稻的農田插秧期，正好滿足了小麥的后期生長。冬種小麥、夏種水稻，稻麥兩熟制就這樣在長江流域出現了。”（崔凱《谷物的故事：讀解大國文明的生存密碼》）而南宋時期的杭州，面條已經很豐富了。《夢粱錄》中記載：“亦有專賣菜面、熟齏筍肉淘面，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道也。”意思是面館里油膩嘈雜，不宜款待貴賓。到了明清。由于對絲綢、棉布需求的激增，江南地區刺激了棉花、桑樹種植擴張，從而壓縮了糧食生產空間。再加上江南地區賦稅重，糧食自給率開始下降，蘇州、松江地區甚至要去湖南、江西等異地買糧。而在運河節點的城市，商品貿易往來如織，人們對稻麥之間差別的關注也越來越小。這些繁華的運河之城，在街坊之間，一座座面館湯鍋中蒸騰的水汽翻涌彌散。到了近代，1902年無錫榮氏兄弟更是創辦了無錫保興面粉廠，隨后又在上海、武漢等地投資建設面粉廠，在一戰期間出口海外。五四運動后，全國抵制洋貨，榮家的國產面粉，巔峰時期占到全國面粉總量的1/3。面粉的工業化生產降低了成本，使面條成為城市平民的便捷選擇，面條從家庭餐桌走向街頭巷尾的面館。《小麥戰爭》一書中分析歐美工業革命的成功——“廉價的面包將工人吸引到了消費積累型城市，城市居民積累資本并將積蓄存入銀行，進一步推動了帝國中心的繁榮。這也是1860—1890年的‘黃金時代’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可以這樣認為，因為美國的低價谷物進口，工人階級生活成本降低，且跨越了所謂的‘李嘉圖悖論’，歐洲工業革命獲得最終成功。”按照這個理論，面條也像歐美面包一樣，成為平價的全民美食，也推動著人們越來越向工廠、城市聚集。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與經濟上的工業化，共同推動了面條在江南的“城市化進程”。從南宋、明清再到近代的面粉工業化，江南的一碗面里，藏著江南城市化的深刻變遷。南宋的杭州，明清的蘇州，近代的上海，可以說是一千年里三個大歷史時期的中心大轉移。面條也成為連接政治、歷史與生活的紐帶。作者崔凱在書里寫道：“‘上車餃子下車面’，有著豐富的寓意。一個人遠行前，家人或朋友請他吃餃子，希望他能平安回來。當遠行者歸來后，親友再請他吃面，一根根面條寓意著一種掛念，表示牽掛的心終于放下了。”這段話寫得真好。我看現在蘇州網紅面館生意興隆、價格昂貴，大家還在等位排隊。也搞不清楚這到底算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降級。只是吃一碗面容易，收拾一份心情卻難得。城市化不只是高樓廣廈，更藏在一碗碗熱湯面里。有人在面里品出鄉愁，有人在面里遇見過往，有人走得再遠，也終究會回到家門口的面館，用一碗面，留住時間、留住味道、留住人心。就像我每次端起一碗面，總覺得，不僅是在吃，更像是慶祝與這三座偉大城市的相逢，共同回味一段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