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印度而言，過去十年所承接的技術與產業，不僅為其經濟注入了直接動能，更在深層次上激發了本土創新的原動力，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后發國家特色的“技術擴散—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良性循環。

5月30日，華爾街日報以《印度經濟增長迎難而上：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實現了一年以來最高的季度增長》為標題報道了印度的經濟增長情況。印度1~3月經濟增長7.4%，高于上一季度的6.2%，創下一年來最佳季度增長記錄。

日本野村證券的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印度可能成為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引發的供應鏈轉移的贏家。采購經理人調查顯示，由于美國關稅的不確定性繼續導致新訂單大幅下降，5 月份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工廠活動放緩，但印度5月份新出口訂單增幅達到三年來最高水平之一。印度制造商對外強調，自己收到了來自亞洲、歐洲、中東和美國的強勁需求。

數據顯示，印度5月制造業PMI環比略降，但仍呈現出極強的擴張性

此前，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蘇布拉馬尼亞姆高調宣布，稱“印度經濟體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言論，盡管在后來被其同事“打臉”，但“趕日”甚至“超德”，都只是時間問題。筆者在此做出提醒，不要再情緒化地看待印度，而要把印度看成20年后中國最大的對手。

過去十年，全球技術擴散加速，而印度，接住了這波技術轉移。從手機、制藥到新能源、半導體，印度制造接住的不是低附加值的“轉單”，而是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溢出的技術轉移與產業能力。在中美貿易博弈、“中國+1”戰略、歐美外資多元布局等因素共同驅動下，印度已經悄然站上了風口。

一、印度早已“不是小丑”

技術通常被認為屬于最早擁有它的人。但在現實的全球經濟中，真正推動國家趕超的往往并非技術的原創，而是對技術的擴散、適應和再造能力。

近十年來，印度正是在技術擴散這一波被傳統發展理論所忽視的環節上，跑出了一條令人矚目的后發路徑。

在全球制造業分工變化的檔口，尤其是中國部分產能和中端制造環節外溢之際，印度成為受益者之一。而這看似“接盤”的過程，實際上激活了印度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潛能，構成了其經濟騰飛的重要支點。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2018年，印度手機進口21億美元，但在2022年，印度手機出口已經達到110億美元，這也意味著98%的手機基本上都能在印度本土生產。

此外，從印度搶占中國iPhone生產市場也可以一窺手機在印度本土的生產能力。2019年，約99%的iPhone是中國制造，但在2023年，全球約13%的iPhone是在印度組裝的，其中約四分之三是在富士康印度工廠生產的。

在汽車領域，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SIAM）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25財年（截至2025年3月31日）汽車整車出口量達到536萬輛，雖然乘用車比例僅15%左右，大部分都屬于兩輪摩托車，不過總體增速保持高位。

作為對比，2024年，中國汽車出口量585萬輛位居全球第一，日本為421萬輛。而憑借高關稅政策，印度的汽車銷量也達到每年400萬輛，僅次于中國和美國，是全球第三大汽車消費市場。

總體來看，印度雖然不能與今天的中國相比，但印度也早已不是過去我們認為的那個印度。

二、技術擴散在印度何以成功？

首先，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了勞動力和巨大消費市場，為技術產業化提供了足夠的成本優勢和內需支撐；而近年來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India Stack”國家級數據平臺的推廣，大幅降低了國內的交易成本。

2009年之前，約一半印度人缺乏身份證明，無法獲得銀行、保險、駕照等基礎服務，也因此錯失創業與就業機會。為解決這一問題，印度政府推出了基于生物識別的數字身份系統Aadhaar，通過指紋與虹膜登記，為公民賦予12位數的統一編號。

截至2016年底，已有超過11億人注冊，覆蓋率達95%，成為印度史上最成功的IT項目之一。以此為基礎，政府推進了“India Stack”數字公共基礎設施體系，該體系結合了Aadhaar與作為移動通信基礎的電子匯款系統統一支付接口（UPI）。

這也對運用IT技術的新興企業崛起發揮了積極作用。印度國家軟件和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等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印度新增42家獨角獸企業，是2020年的3.5倍，2022年則新增23家獨角獸企業，展現出IT生態快速崛起的趨勢。

當然，印度政府在這一輪擴散中提供了不少助力。以“Make in India”和“PLI（生產掛鉤激勵）計劃”為代表的一系列產業政策，明確鼓勵高技術領域的本土制造與技術引進，并對電子產品、太陽能、半導體、制藥等行業提供稅收、土地和補貼支持。

這些政策有效對沖了制度性短板，讓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擴張更具信心，同時也引導本土企業的共同參與。

在具體的擴散路徑上，印度展現出一種“復制+適配+消化”的能力。這與過去的中國十分相似，技術首先以外企投資或合作形式落地，由本地工廠與團隊配合運行；印度企業在模仿和學習中逐步適配自身條件，例如利用本地材料、本地工程師調整流程；最終，通過開放的技術生態（尤其在IT領域），形成部分本土化創新與再投資。

如，印度最大的企業之一塔塔集團（Tata）與中國臺灣企業合資建廠涉足芯片，2025年，生產出了第一顆自研芯片，每月生產5萬片晶圓，雖然不是什么尖端產品，但已在自研領域邁出了一大步。

可以看到，這種技術擴散-產業復制-技術消化的鏈條，構成了印度版的技術升級。其效果在不少領域已經顯現，如，智能手機制造（從純組裝向零部件制造、軟件優化升級）；制藥行業（從仿制藥到疫苗自主生產，如Covaxin，再到原研藥探索）；可再生能源（引入中國和歐美設備后，自主推進太陽能電池制造）；數字平臺（本土創新如UPI支付系統等反向影響其他國家）……

這種循環的關鍵不僅提高了印度的制造能力，也推動了技術的本土化演進，為下一階段的自主創新積累了基礎。

三、技術擴散到技術創新

技術擴散的力量，往往不僅體現在產線上，也體現在長期的制度建設之中。

對印度而言，過去十年所承接的技術與產業，不僅為其經濟注入了直接動能，更在深層次上激發了本土創新的原動力，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后發國家特色的“技術擴散—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良性循環。

首先是直接的經濟拉動效應。在制造業本地化與技術驅動型行業擴張的背景下，印度經濟在就業、投資和出口等核心指標上獲得了明顯提升。

南印度諸邦（如泰米爾納德、卡納塔克、安得拉邦）成為中技能勞動力的重要吸納地，制造業崗位開始承接傳統農業人口的有序轉移。同時，印度連續多年進入全球外資流入前列，僅2023年便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超700億美元，主要集中于芯片、電子、生物醫藥等高技術行業。在出口端，以智能手機、仿制藥、生物制品和IT服務為代表的產品結構日益優化，IT與制藥合計貢獻占全國出口的三成以上。

以泰米爾納德邦的工業發展為例，該邦有印度其他邦沒有的優勢，比如學校、便利的交通、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以及全印度最多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印度所有女性工廠員工中有43%在泰米爾納德邦工作，而該邦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5%。）

該地區已形成多個產業集群，從欽奈到海岸線，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帶一線貫通；哥印拜陀爾專注壓鑄和泵制造，蒂魯布爾形成了針織品產業集群；印度最大的火柴制造商也設于該地。超過130家《財富》500強企業在該邦運營，外資持續涌入。

2024年初，蘋果供應商康寧與印度本土企業合資成立的Bharat Innovative Glass Technologies宣布投資1.2億美元建廠，預計創造840個就業崗位。越南電動汽車制造商VinFast亦宣布投資20億美元設廠，新增就業3000~3500人。

可以看到，與過去單純承擔代工角色不同，當前一批印度企業正在經歷從“技術接受者”再到“改良者”的轉變。

這一過程并不依賴尖端技術突破，而是通過“學習+局部改進”已經成熟的市場技術來推進的：企業通過合資、與原始設備制造商（OEM）合作等形式獲得初步能力，在適配過程中逐步理解生產的標準與流程，進而在細分領域再優化。

如，印度部分本土電子制造服務商已掌握SMT貼片、自動化測試等核心流程；在生物醫藥領域，Bharat Biotech和Serum Institute不僅實現疫苗生產，還開始邁向mRNA平臺與原創分子的研發。

更值得注意的是，擴散成果已開始在印度的初創企業中顯現出“脫胎換骨”的躍升。越來越多本土公司不再滿足于模仿海外產品，而是結合印度本土市場的痛點，展開有針對性的再創新。

印度最大的電信運營商Reliance Jio自建5G生態，目前擁有約110萬個5G基站，2024年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其本土自研5G堆棧技術；印度教育科技公司Byju’s核心產品是在線視頻學習課程，借助數字教育技術拓展海外用戶；Zomato、Udaan、Razorpay等企業則深耕本地場景，通過支付、物流、供應鏈等微創新走向國際市場。

這類企業的共性在于：它們成長于技術擴散后的土壤，卻已經不再依賴原始技術來源，而是在制度、用戶習慣、數字生態等領域進行創新。

這也意味著此時的印度正如彼時的中國，正在從“仿制經濟”走向“混合式創新”的中段階段。可以看到，技術擴散帶給印度的已不僅是產業鏈的延展，更是一種創新信心和技術生態的重構。

四、印度發展也存在隱憂

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選公布結果，以總理莫迪領導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議席大幅減少而告終，其背后原因在于印度的經濟結構——創造就業崗位能力較強的制造業得不到充分發展，大多數國民無法切身感受到經濟增長。

可以看到，印度經濟發展的挑戰依然存在。印度的勞動力雖年輕，但識字率與勞動參與率偏低，非正規經濟比重較高，尚未完全轉化為制造業的人力紅利。同時，基礎設施薄弱、貧富差距較大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世界銀行2023年的數據顯示，印度成人識字率為76%，勞動參與率不到50%，女性更低至20%。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年輕人沉淀在農業和非正規部門，并不能直接轉化為中高端制造業的勞動力。

其次是基礎設施滯后。印度70%的道路為鄉村級別，電力系統碎片化、用電成本高、港口體系缺乏深水泊位，印度制造夢想仍困于“缺電、缺路、缺地”。

此外，印度居民普遍的收入不足導致整體購買力不足，嚴重影響了印度的消費和就業。據世界銀行推測，印度生活在“貧困”狀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3.7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雖然較10年前的6成以上有所減少，但到2021年仍然達到了46%。

當前，印度的經濟增長集中在城市、IT與金融服務等領域，但隨著制造能力逐步夯實，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還需同步優化，形成更廣泛的增長基礎。至于未來能否真正實現躍升，關鍵還在于能否通過持續改革，將“人口紅利”轉化為“生產&消費紅利”。

回望東亞發展經驗，沒有哪個國家靠“風口”實現一蹴而就的成功。真正的騰飛，靠的是長期主義、制度變革與產業耐心。

目前，印度已經站在全球制造格局重構的重要節點上，具備成為“下一個經濟大國”的底層條件。只要持續釋放制度紅利，推動技術與人才同步升級，印度的未來，值得期待。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賽格大道，作者：丁慧